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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十年:反思數位行動之限制


何明修 (臺灣大學社會系)


在十年前的1月11日,掌握長達21年的突尼西亞總統阿里(Ben Ali)被迫下台流亡海外,這場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成功收場。在兩週後,埃及人民也走上街頭,十八天後,有現代法老王之稱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也跟著下台。在這場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中,北非與中東地區的獨裁者人人自危,因為憤怒的民眾再也無法忍受政治貪腐、經濟凋敝、以及祕密警察的統治。開羅的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成為阿拉伯世界追求自由的象徵,也打破了伊斯蘭與民主無法共存的迷思。


在2011年夏天,來自阿拉伯世界抗爭風潮吹向了地中海北岸,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法國、義大利、希臘在內的南歐各國也出現抗議政府撙節政策之行動。也是在同一年秋天,以「我們是百分九十九」口號抗議經濟不平等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在美國紐約登場,隨即擴散到全球二千多個城市。


從事後來看,阿拉伯之春是全球佔領運動(occupy movements)的起始點,其後所發生的2013年土耳其Taksim Gezi公園抗議、2014年烏克蘭的獨立廣場(Maidan)抗爭、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香港的雨傘運動等都可算是這個巨大潮流的一部分。大致而言,這些重大佔領運動有些共同的特性,包括參與成員主要是面臨經濟困頓的年輕人,他們往往不是某些政黨或工會的會員、抗爭行動通常不是由既有組織所發起,也不一定有核心領導者、自發的參與者享有高度自主性並且展現其創意、數位通訊與社交媒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等。無論其抗議對象是針對某位獨裁者、某種政策、或是某個趨勢,抗爭者都是採取佔據公共空間的手段,癱瘓日常秩序,以迫使執政者不得不面對其訴求。


佔領運動帶來區域性與全球性的風潮,國際媒體也相當關注,也產生許多重要的學術著作。然而,在阿拉伯之春十年後的今天看來,那股相信走上街頭就能改變世界的樂觀信念早就煙消雲散了,許獨裁政權挺過了這一波衝擊,反而站著更穩固。抗議也不再是左翼與民主派的特權,在民粹主義政治人物的煽動下,排外、反同與抱持陰謀論的右派群眾成為街頭行動的常客。在今年1月初,美國川粉短暫佔領國會,試圖阻撓認證總統選舉結果。這場震驚全世界的暴動是一場準政變(當權者煽動),也有兵變的色彩(有現役軍警人員參與),更是一場武裝起義(民兵組織參與)。從反獨裁到試圖推翻民主,這場國會山莊事件似乎很適切地為佔領運動這十年來演變劃下句點。


事後盤點,真正成功的佔領運動是少之又少,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即是其中罕見案例。在阿拉伯春之後,能夠建立與並且維持民主體制只有突尼西亞。在埃及,軍方退居幕後兩年,後來出手將民選總統趕下台,建立了更為殘暴的獨裁統治。在利比亞、葉門、敘利亞,內戰仍是在持續延燒。由於各種外國勢力的介入,邁向和平之路更為不可得。美國人佔領華爾街,是為了抗議經濟不平等;但是在2016年川普勝選後,他任命了許多企業家出任部長要職,也推出有利於富人與財團的減稅,後果反而是美國被「華爾街佔領了」。歐洲的情況也是如此,推動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過關的動力即是來自於反移民心態,而歐陸各國大幅躍升的新右翼政黨也是與來自中東與北非的伊斯蘭難民潮有關。


十年以來,全球抗爭政治的鉅幅變動,很難在一篇文章講清楚。在此,我就只專注探討數位行動(digital activism)之議題。



網路的革命、革命的網路


對於運動者而言,網際網路的進展一直是令人期待,他們希望通過新的傳播科技,可以繞過主流媒體與政府的言論管制,將被忽略聲音帶出去。在1994年,墨西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Zapatista)用電子郵件將其反對北美貿易自由化的訴求呈現在世人面前,創造了全球數位行動。1999年西雅圖針對WTO會議的抗爭是全球正義運動(global justice movement)的濫觴,也同時催了獨立媒體運動(indie media)。事實上,早在阿拉伯之春爆發前,Philip Howard在2010年出版《獨裁與民主的數位起源》(The Digit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一書,就大膽斷言:「伊斯蘭的民主將會以數位方式誔生」。網際網路進展到社交媒體與智慧手機的年代,其便利性、移動性更為提高,也讓更多人關注這種新形態數位行動的潛力。


除了迅速進展的科技以外,社會運動者的想法也越來越排斥傳統的組織領導模式。Jeffrey Juris考察全球正義運動的發展,在2008年出版《為了未來的網絡連結》(Networking Futures)指出,運動者偏好民主決策、平等參與,他們拒絕成立有層級的組織或是決策核心。這種無政府主義的心態恰好呼應了看似自由、缺乏邊界的網路世界,兩者一拍即合,去中心化成為晚近社會運動的潮流。


在埃及革命之前,一位在杜拜的Google經理Wael Ghonim建立一個臉書粉絲專頁(We Are All Khaled Said),悼念一位被警察打死的年輕人,他用匿名方式來管理,絕大數的埃及人根本不認識他。Ghonim在臉書號召,發起一場2011年1月25日的抗議活動,結果這為接下來18天的革命揭開序幕,埃及政府甚至被迫一度中斷全國網路。如此一來,許多西方媒體就用「臉書革命」、「推特革命」來稱呼這場行動。Ghonim在行動前幾天才回國,革命期間因為身份曝光而短暫被捕,因為一場電視專訪,而聲名大噪。他事後出版了一本回憶錄,宣稱一種「2.0版的革命」已經降臨,「未來革命不需要依靠領袖,只需要跟隨群眾的智慧」。

不只是運動當事者抱持這種科技烏托邦論的信念,連研究者也感染了這種時代風潮,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即是Manuel Castells在2012年出版的《憤怒與希望的網絡》(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該書指出,大眾傳播的年代已經終結,取而代的是大眾自我傳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隨著抗爭者同時扮演了報導者,各種「立即抗爭社群」(instant insurgent communities)就會在各地浮現,而且不需事先就存在的組織與知名的領導者。

就以埃及革命為例,所謂「臉書革命」論是太過於簡化的說法,尤其實在當時的埃及,高速網路與智慧手機的普及率不高。後續的研究著作,包括Jeroen Gunning與Ilan Zyi Baron的《為何要佔領廣場》(Why Occupy a Square) (2014)與Neil Ketchley的《革命期間的埃及》(Egypt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2017),都是指出了抗爭行動涉及了線下的組織與籌備工作,社區中的面對面互動也是促成參與的重要管道。



從希望到幻滅


關於數位行動,長期以來一直有兩個迷思。第一,因為其操作便利與低成本,所以有利於弱勢群體翻轉其不利的傳播處境,取得新的發言權;第二,因為其技術進展非常迅速,需要不斷地學習,才能掌握最新流行的平台與語言。因此,政府的官僚體制往往措手不及,老一輩的掌權者通常不了解或是低估了年輕抗爭者所發展出的網路文化。如果說全球化使得國界不再具有阻隔性,數位化則是帶來扁平化,有權者與無權者的差落被消弭了。


大致而言,在2016年之前,對於數位行動的樂觀期待是佔居主流地位的。然而,隨著英國脫歐公投與美國川普的當選,更多觀察者才正視數位行動的黑暗面,尤其是當具有敵意的外國勢力,以國家級的資源來發起假新聞的攻勢。事後證明,英國公投與美國選舉都有俄羅斯介入的數位足跡。有研究指出,在2016年美國選舉期間,有近18%的推特訊息是由機器人(bots)所發起的,而有上百個支持川普的網站是在馬其頓某個小鎮註冊。


一旦網路世界的運作已經進展到機器人、網軍(troll)、人機合體(cyborgs)的階段,社交媒體被「武具化」成為資訊戰的一環,勝負即是取決於資源的投入。政府有辦法雇用大量的資工人員,採購最先進的硬體設備,執政者所建構數位國家安全體制,已經不是業餘的網站小編所能撼動的。講白了,阿里、穆巴拉克等獨裁者之所以被趕下台,那是因為他們還沒有準備好,而不是反對者太強。一旦獨裁者回神過來,網際網路就不再是運動者所擅長的主場。


中國即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在阿拉伯之春爆發時,共產黨十分擔心本土版的茉莉花革命出現。在二十世紀初,網際網路也傳播一些突破政府封鎖的訊息,推動了各種維權運動。在早期,中國政府能做的只是消極防範,用「網路萬里長城」來阻撓中國網民接受到境外的資訊。雷雅雯(Ya-wen Lei)在2018年出版的《中國抗爭性公共領域》(The Contentious Public Sphere: Law, Media, and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這本著作深刻地記錄了中國政府的進化,將原先具有威脅性的網路收編成為有助於恆久化其統治的工具。中國政府大力扶植了「網路評論員」(所謂的五毛黨),製造大量忠黨愛國的「小粉紅」,他們的聲浪早就淹沒了以往具有批判性的「公知」。中國政府堅持「網路主權」,用國家力量打造出本土的社交媒體生態體系,能夠流傳只會是被過濾與被消毒過的訊息。


比較香港兩次大規模的抗爭,亦即是2014年雨傘運動與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就可以看到中國政府的數位維安工程之巨大進展。在2014年,仍有中國自由派發起聲援香港人的行動,包括臉書與推特等社交媒體都是流傳支持雨傘運動的訊息。但是到了2019年,中國政府能夠在境內發起一股「撐香港警察」愛國風潮,微博與微信上看到的都是「香港暴徒」的訊息。更甚者,臉書、推特、youtube也曾決定封鎖上百個帳號,因為涉及不實假消息的大量製造,都是流傳抹黑香港反送中運動的訊息。事實上,中國政府不只用網路工具消弭了國內的批判反對聲音,更能用於從事境外的威權擴張。在台灣的深藍LINE群組或臉書社團,經常流傳來自對岸的假消息,在武漢肺炎期間,中國政府也利用網路媒體傳播「病毒境外起源說」。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Jen Schradie在2019年出版的《根本不是一場革命》(The Revolution That Wasn’t

How Digital Activism Favors Conservatives),這本書可以說是終結了過往對於數位行動浪漫化的幻想。

Schradie是研究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社會運動,她比較左派(民權運動、工會運動)與右派(擁槍團體、反工會運動)的差異,結果她發現右派掌握了網路的話語權,這使得其訴求獲得政治進展,北卡近年來也迅速右傾,從原先的搖擺州變成為共和黨牢牢控制的紅州。Schradie的研究發現主要有兩點。首先,數位行動是需要資源投入,黑人與勞工階級的參與者往往無法購買最先進的電腦或手機設備,也不一定在家裏能享有高速網路。其次,數位行動所依靠的不是民主與自發的參與,而是需要專職人員、科層體制的分工、明確的決策與指示。就製造網路聲量而言,兼職與業餘的網站管理員,自然是無法比全職小編的對手。


在阿拉伯之春十年後,拋棄過於樂觀與浪漫化的科技烏托邦論或許是令人神智清醒的。數位行動並不是一條省力省時的捷徑,追求自由與尊嚴依舊是全世界被壓迫者的渴望。只不過,我們必得重新運用傳統社會運動的技藝。在資訊社會的年代下,理念宣傳、組織培力、議題倡議、政策遊說、國際串連等基本工夫仍是不可缺的。



何明修

台大社會系教授、科技部人社中心主任,研究興趣包括社會運動、勞動與環境議題,出版的學術專書包括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2019)、Working Class Formation in Taiwan: Fractured Solidarit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1945-201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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