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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學》向前行

林建光 (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中外文學》出刊五十年,我也已經五十多歲了。光憑這樣的巧合我就應該說幾句話表示對它的祝福,何況它對我個人的影響那麼深。


初次聽到《中外文學》是在大學時期的某門文學課上,那應該是1987或1988年的事。我還清楚記得那位老師提及此刊物的神情,因為當時對文學深感興趣,此後《中外文學》就在我心中佔有獨特的位置。後來的幾十年,社會快速變遷,世界局勢詭譎多變,人文研究無法置身於此大趨勢之外,也開始了自我調整的過程,其中一個重要變革是期刊評鑑制度的體制化。但無論怎麼變,《中外文學》始終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期刊,無論它是否被冠上「一級期刊」、「A級期刊」或其他我始終搞不清楚的評比標籤。就好像初戀情人永不會遭遺忘,《中外文學》相信是許多人文學路上的初戀,我也不例外。人到了五十多歲後,生命的悲歡離合看得比較多,也難免失去了年輕時的憧憬與衝動,此時似乎最適合懷舊了。因此當《中外文學》主編詢問我是否能為《中外文學》五十週年寫篇短文時,我就像是拿到了一張民歌演唱會門票的五、六年級生,興奮不已。


我記得,那是一個充滿夢想的年代,對於個人與社會而言皆如此。就像歌手林強1990年唱的那首〈向前行〉裡的歌詞一樣,許多人都對未來抱持著想像與憧憬。那也是思想自由、懷抱理想的年代。那時的文學、思想、哲學還不須向科學靠攏,文學人尚未學會自卑。相反地,當時我的一些同儕和長我幾歲的師長們都流露出文學人特有的驕傲與使命感,那似乎是專屬於那個年代知識份子的標記。《中外文學》代表的即是那個時代知識份子的驕傲與理想,個人覺得與後來刊登於「一級期刊」所代表的意義不可同日而語。


《向前行》專輯首版以黑膠唱片、卡式錄音帶兩種型式發行。

或許是這樣的時代氛圍下,我開始了與《中外文學》的邂逅。1989年大學畢業後我離開台中,到台北讀研究所。雖然知道台北不是我的家,但完全能體會〈向前行〉歌詞中「我的理想和希望攏在這」的興奮悸動感。那時候西方理論大量輸入台灣,源源不斷的論述生命力讓台灣人文思想界蠢蠢欲動。就是這樣的大環境下我在研究所時期接觸了一棟又一棟的理論高樓大廈:德希達、詹明信、拉岡、班雅民、阿多諾、新歷史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論述……。光是讀研究所的三年半期間,我個人就經歷了法蘭克福學派、後現代理論以及後殖民主義等理論高樓的洗禮,這還不包括解構主義、精神分析等我始終未能窺探其奧妙的理論。當時不知道有多少像我這樣在理論高樓外流連忘返的年輕憨子,一邊關心社會運動發展,一邊夢想著參透西方理論高樓的奧妙。這是我個人的成長經驗,也是時代的印記。無論個人或社會,都似乎被一股瀰漫著未知、迷惘、渴望、期待、改變、烏托邦的空氣所包覆,相當吸引年輕人。《中外文學》既反映這個時代的特殊氛圍,更重要的它同時也是引領時代風潮的重要刊物。當時的我當然無法明瞭這一點,畢竟都還活在那個獨特的歷史漩渦當中。


無論如何,《中外》是讓我得以中文窺見歐美理論與前衛思潮的少數管道之一,它讓我這個未必有知識的份子能夠在台灣感受到一部分世界的思想脈動,因此還是碩士生的我自然對能在《中外》發表文章的那些作者們心生仰慕之情。夢做久了終有成真時,漸漸地我用青春歲月換來了「《中外》作者」的頭銜。我在《中外》發表了幾篇關於台灣科幻、西方科幻、班雅民、台灣電影的文章,這些文章每一篇拆開來看自覺似乎都有一點點的個性,但當我為了寫此篇短文,再回過頭來瀏覽《中外》過去幾十年的封面與目錄時,我突然有種幻覺,彷彿我的文章非我所寫,而且它們本來就總是已經存活於《中外》裡了。這種不真實的感覺讓我聯想到近幾十年來盛行的新物質主義與後人類主義。誠如傅科所言,人終將遭歷史洪流抹滅,猶如刻印在海邊的臉孔,但值得慶幸的是《中外》還會繼續運作。非常非常感謝一路陪伴我向前行的《中外》,祝福它能夠長長久久陪伴文學人向前行。過去、現在如此,未來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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