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君玫（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新冠病毒全球疫情進入第二年，傳染（transmission）和免疫（immunity）成為關鍵字，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成為日常，後疫情（post-pandemic）則宛如理念。
我們活在人類世（Anthropocene）和病毒世（Virocene）的內爆當中。[註1] 我們可以用電子顯微鏡（electron microscope）觀察直徑約50到140奈米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2」（SARS-CoV-2），即時記錄病毒的突刺蛋白質（spike protein）基因如何產生變異，並在總體基因體學（metagenomics）所揭露的跨物種深度歷史印記中，重新界定病毒和我們之間親密的共生關係。但同時，我們也正用盡一切努力在劃清界線，捍衛生活世界的秩序。[註2]
這些都涉及到不僅分子（molecular），而是次分子（submolecular ），乃至於次原子（subatomic）層次的技術操作。這些都來自於當代技術科學的分子轉向（molecular turn）。畢竟，無論在知識論或存有論上，「化成分子」（becoming molecular）都必然意味著觸及次分子和更微型的尺度，並由此勾勒出非線性的迂迴路線。
一切秩序都在消散，所有幽靈都化為實體，從現實走入夢境，挖掘腦內礦物，做成生命的流變。我們正在或想要重構的不再是秩序，而是秩序和混亂之間的界線。生態糾纏（ecological entanglement）的事實並沒有解開人類對於純粹的迷戀。尚未。
純粹也成為相對。相對化的命題抵抗純粹，抹煞了絕對。這帶來憂傷，因為我們身為人類小孩的誕生經驗是如此絕對，包覆在溫暖而專一的母體。幸運的孩子被擁抱在懷裡，感受肉身邊界的氣息與愛，不幸的孩子提早領會界線的寒冷與疼痛。人類物種的生物個體性（biological individuality）有著看似明確的界線；尤其在文化對膚色的執迷中，我們宛如被劃出邊界的色塊，偶而由於血淚模糊而介面潰散，但總是不忘追尋純淨的回返。
當代技術科學的微型視覺化政權，以獨特的方式參與著界線重劃的政治運動。系譜學（genealogy）的樹枝狀已經不夠用，生命的概念變得網絡化，根莖化，直到網絡（network）和根莖（rhizome）的意象也不夠用。一切我們所能想像的意象或許都不夠用，面對生命軌跡的複雜和生態系統的糾纏，我們需要的不僅是新的人類語言，而是必須開始學習非人類的語言多樣性，以及生命在各種尺度上的多重行動單位所展現的記號運動。
《細胞》（Cell）期刊最近出版一篇研究，報導了從植物到昆蟲的水平基因轉移（horizontal transfer of gene, HGT），也解釋了何以煙草粉蝨（whitefly Bemisia tabaci）對人類農民來說是如此強大的「超級害蟲」。[註3] 這再度提醒我們，不同物種和類屬之間的基因轉移和借用，從未停歇，並且很可能在生命多樣性的演化中始終扮演關鍵的作用。[註4]
在相關報導中，讀者會看到諸如「基因賊」或「竊取」等詞彙。但所有巧妙的竊取都有其技藝，在這個例子，以及較常見的微生物水平基因轉移，精煉此一技藝的往往不是特定基因的來源和接收體，而是橫跨其中的病毒。這是一則漫長的共同演化敘事，也是關於界線的拉扯和協商。植物為了抵禦昆蟲，發展出可以製造特定毒素的基因，同時也擁有可以中和此一毒素的基因。傳染、攻擊、免疫、調節，並不是斷裂的步驟，而是動態的反饋圈。無論是昆蟲或植物，其身上，甚至基因體內，都有無數的病毒，持續構成水平基因轉移的機會。煙草粉蝨在數百萬年前經由特定病毒而取得中和植物毒素的基因，造就其生存的優勢。儘管這是人類科學家第一次紀錄「從植物到昆蟲」的水平基因轉移，但並不感到意外。我們早已知道，微生物之間的基因交換和轉移非常頻繁，而病毒在此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不同的細菌之間，在不同的物種之間，在不同的生命類屬之間，橫跨時空物質的深度和廣度，也豐富了生命界線的動態政治。但病毒的傳遞運動，如同其傳染和致命的途徑，並不是隨機恣意的，而如同所有生命形式，都是建立在跨物種的漫長共同演化，都承載著深度歷史多層次重量。
生命是共生，也是鬥爭，缺一不可。沒有共生的鬥爭是毀滅的遊戲，沒有鬥爭的共生終將淪為反烏托邦。
在植物和昆蟲的永恆拉扯和共生演化中，人類研究者的目標鮮少出自純粹的知識興趣，而攜帶著人類生命體特定的目的，亦即如何保護作物，控制「害蟲」。利與弊，當然是建立在特定的生存立足點，以及活生生的體現視角（embodied perspective）。不同的體現視角並非唯心的，儘管我們或許已經不再執著於只有人類才有所謂的心。不同的體現視角，建立在不同的身體和感官裝置，無不刻印著這座行星生命演化的歷史特性。很重要的一點是，就像面對所有的故事，無論是人類的，或非人類的，或跨物種的，我們很少知道所有的細節，很少可以全知全能地透析所有行動者的意圖、行為和互動過程。我們必須根據既有的資料和線索去重建敘事，去進行最合理的推斷。因此，科學家合理推斷，病毒在植物和煙草粉蝨之間扮演了遺傳物質轉介的功能。同時，我們可以合理推斷，在總體基因體研究的時代，將會持續發現更多類似的例子。
科學知識的展演，是技術，也是敘事。
事實上，身處 Covid-19 全球疫情，科學家可以隨時對於 SARS-CoV-2 進行基因體監控（genomic surveillance），乃是建立在當代技術科學的分子轉向，對於界線在各種尺度上的探測、紀錄和觀察，尤其是肉眼不可見的更微型尺度。對於自身鑲嵌其中的複雜生態，我們的圖像不能再是整體鮮明的區塊，也不能再是樹枝狀的系譜，甚至也不能僅止於橫直交錯的網絡，無論如何複雜的編織，似乎都無法確實呈現出這座行星上生命演化的生態糾纏。
回到生態（ecology）的原意，棲居的所在，家。我們可以合理推斷，人類科學家將持續發現的，不僅是物種之間的共生纏繞，而是物種演化歷史過程中，各種意義的家或生態的纏繞，我們（無論如何劃定界線）的家，無可避免和其他物種或類別的家，糾纏難分。換言之，「生態糾纏」指的不僅是我們在生態上的糾纏，而是我們的生態（ecologies）如何在深度歷史綿延至今，非線性的複雜路徑中持續動態的纏繞，宛如疊加的行動波。
而今，我們歷史的困局與挑戰正在於，我們知識的下層結構，技術科學的延伸感官裝置，讓我們得以，或更精確來說，不得不去觸及並面對各種尺度的生態界線的複雜化，但同時，我們在知識和倫理，乃至於政治上，都顯然尚未找到適當的方式，可以面對這些快速變動的界線圖像。以此而言，我們確實正處於一個必須不斷進行界線重估的生態糾纏世（the era of ecological entanglement）。
我們的任務，不再是重返純淨，而是擁抱複雜。我們的未來，不能僅是高喊共生的口號，而必須直面界線拉扯的疼痛。我們的理念，不會僅是後疫情的正常，而是重估一切正常的界線。
註釋
[1] Chuang, C. (2020, December). A note on the postcolonial implosion of 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Virocene. Retrieved from https://caarchives.org/a-note-on-the-postcolonial-implosion-of-the-anthropocene-and-the-virocene/
[2] 關於SARS-CoV-2的尺寸，有許多略有差異的估計。因為，這些奈米尺寸的成像與測量，涉及到非常複雜的儀器和操作，早已不能用眼睛和光的關係去想像，而進入到電子的領域。
[3] Xia, J. et al. (2021). Whitefly hijacks a plant detoxification gene that neutralizes plant toxins. Cell, (184), 1-13. doi:10.1016/j.cell.2021.02.014
[4] Ledford, H. (2021). First known gene transfer from plant to insect identified. Nature. doi:10.1038/d41586-021-00782-w
張君玫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研究與教學領域為社會學理論、後殖民論述、女性主義理論、科技研究、生態與動物研究等。主要著作包括《後殖民的陰性情境：語文、翻譯和欲望》（臺北：群學，2012）、《後殖民的賽伯格：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臺北：群學，2016）、〈分子化翻譯〉，《臺灣理論關鍵詞》，史書美等編，頁21-34（臺北：聯經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