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
  • 觸外

生態糾纏世

張君玫(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新冠病毒全球疫情進入第二年,傳染(transmission)和免疫(immunity)成為關鍵字,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成為日常,後疫情(post-pandemic)則宛如理念。

社交距離 (圖/Unsplash)

我們活在人類世(Anthropocene)和病毒世(Virocene)的內爆當中。[註1] 我們可以用電子顯微鏡(electron microscope)觀察直徑約50到140奈米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2」(SARS-CoV-2),即時記錄病毒的突刺蛋白質(spike protein)基因如何產生變異,並在總體基因體學(metagenomics)所揭露的跨物種深度歷史印記中,重新界定病毒和我們之間親密的共生關係。但同時,我們也正用盡一切努力在劃清界線,捍衛生活世界的秩序。[註2]


這些都涉及到不僅分子(molecular),而是次分子(submolecular ),乃至於次原子(subatomic)層次的技術操作。這些都來自於當代技術科學的分子轉向(molecular turn)。畢竟,無論在知識論或存有論上,「化成分子」(becoming molecular)都必然意味著觸及次分子和更微型的尺度,並由此勾勒出非線性的迂迴路線。


一切秩序都在消散,所有幽靈都化為實體,從現實走入夢境,挖掘腦內礦物,做成生命的流變。我們正在或想要重構的不再是秩序,而是秩序和混亂之間的界線。生態糾纏(ecological entanglement)的事實並沒有解開人類對於純粹的迷戀。尚未。


純粹也成為相對。相對化的命題抵抗純粹,抹煞了絕對。這帶來憂傷,因為我們身為人類小孩的誕生經驗是如此絕對,包覆在溫暖而專一的母體。幸運的孩子被擁抱在懷裡,感受肉身邊界的氣息與愛,不幸的孩子提早領會界線的寒冷與疼痛。人類物種的生物個體性(biological individuality)有著看似明確的界線;尤其在文化對膚色的執迷中,我們宛如被劃出邊界的色塊,偶而由於血淚模糊而介面潰散,但總是不忘追尋純淨的回返。


當代技術科學的微型視覺化政權,以獨特的方式參與著界線重劃的政治運動。系譜學(genealogy)的樹枝狀已經不夠用,生命的概念變得網絡化,根莖化,直到網絡(network)和根莖(rhizome)的意象也不夠用。一切我們所能想像的意象或許都不夠用,面對生命軌跡的複雜和生態系統的糾纏,我們需要的不僅是新的人類語言,而是必須開始學習非人類的語言多樣性,以及生命在各種尺度上的多重行動單位所展現的記號運動。


《細胞》(Cell)期刊最近出版一篇研究,報導了從植物到昆蟲的水平基因轉移(horizontal transfer of gene, HGT),也解釋了何以煙草粉蝨(whitefly Bemisia tabaci)對人類農民來說是如此強大的「超級害蟲」。[註3] 這再度提醒我們,不同物種和類屬之間的基因轉移和借用,從未停歇,並且很可能在生命多樣性的演化中始終扮演關鍵的作用。[註4]


在相關報導中,讀者會看到諸如「基因賊」或「竊取」等詞彙。但所有巧妙的竊取都有其技藝,在這個例子,以及較常見的微生物水平基因轉移,精煉此一技藝的往往不是特定基因的來源和接收體,而是橫跨其中的病毒。這是一則漫長的共同演化敘事,也是關於界線的拉扯和協商。植物為了抵禦昆蟲,發展出可以製造特定毒素的基因,同時也擁有可以中和此一毒素的基因。傳染、攻擊、免疫、調節,並不是斷裂的步驟,而是動態的反饋圈。無論是昆蟲或植物,其身上,甚至基因體內,都有無數的病毒,持續構成水平基因轉移的機會。煙草粉蝨在數百萬年前經由特定病毒而取得中和植物毒素的基因,造就其生存的優勢。儘管這是人類科學家第一次紀錄「從植物到昆蟲」的水平基因轉移,但並不感到意外。我們早已知道,微生物之間的基因交換和轉移非常頻繁,而病毒在此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不同的細菌之間,在不同的物種之間,在不同的生命類屬之間,橫跨時空物質的深度和廣度,也豐富了生命界線的動態政治。但病毒的傳遞運動,如同其傳染和致命的途徑,並不是隨機恣意的,而如同所有生命形式,都是建立在跨物種的漫長共同演化,都承載著深度歷史多層次重量。


生命是共生,也是鬥爭,缺一不可。沒有共生的鬥爭是毀滅的遊戲,沒有鬥爭的共生終將淪為反烏托邦。


在植物和昆蟲的永恆拉扯和共生演化中,人類研究者的目標鮮少出自純粹的知識興趣,而攜帶著人類生命體特定的目的,亦即如何保護作物,控制「害蟲」。利與弊,當然是建立在特定的生存立足點,以及活生生的體現視角(embodied perspective)。不同的體現視角並非唯心的,儘管我們或許已經不再執著於只有人類才有所謂的心。不同的體現視角,建立在不同的身體和感官裝置,無不刻印著這座行星生命演化的歷史特性。很重要的一點是,就像面對所有的故事,無論是人類的,或非人類的,或跨物種的,我們很少知道所有的細節,很少可以全知全能地透析所有行動者的意圖、行為和互動過程。我們必須根據既有的資料和線索去重建敘事,去進行最合理的推斷。因此,科學家合理推斷,病毒在植物和煙草粉蝨之間扮演了遺傳物質轉介的功能。同時,我們可以合理推斷,在總體基因體研究的時代,將會持續發現更多類似的例子。


科學知識的展演,是技術,也是敘事。


事實上,身處 Covid-19 全球疫情,科學家可以隨時對於 SARS-CoV-2 進行基因體監控(genomic surveillance),乃是建立在當代技術科學的分子轉向,對於界線在各種尺度上的探測、紀錄和觀察,尤其是肉眼不可見的更微型尺度。對於自身鑲嵌其中的複雜生態,我們的圖像不能再是整體鮮明的區塊,也不能再是樹枝狀的系譜,甚至也不能僅止於橫直交錯的網絡,無論如何複雜的編織,似乎都無法確實呈現出這座行星上生命演化的生態糾纏。


回到生態(ecology)的原意,棲居的所在,家。我們可以合理推斷,人類科學家將持續發現的,不僅是物種之間的共生纏繞,而是物種演化歷史過程中,各種意義的家或生態的纏繞,我們(無論如何劃定界線)的家,無可避免和其他物種或類別的家,糾纏難分。換言之,「生態糾纏」指的不僅是我們在生態上的糾纏,而是我們的生態(ecologies)如何在深度歷史綿延至今,非線性的複雜路徑中持續動態的纏繞,宛如疊加的行動波。


而今,我們歷史的困局與挑戰正在於,我們知識的下層結構,技術科學的延伸感官裝置,讓我們得以,或更精確來說,不得不去觸及並面對各種尺度的生態界線的複雜化,但同時,我們在知識和倫理,乃至於政治上,都顯然尚未找到適當的方式,可以面對這些快速變動的界線圖像。以此而言,我們確實正處於一個必須不斷進行界線重估的生態糾纏世(the era of ecological entanglement)。


我們的任務,不再是重返純淨,而是擁抱複雜。我們的未來,不能僅是高喊共生的口號,而必須直面界線拉扯的疼痛。我們的理念,不會僅是後疫情的正常,而是重估一切正常的界線。

註釋

[1] Chuang, C. (2020, December). A note on the postcolonial implosion of 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Virocene. Retrieved from https://caarchives.org/a-note-on-the-postcolonial-implosion-of-the-anthropocene-and-the-virocene/

[2] 關於SARS-CoV-2的尺寸,有許多略有差異的估計。因為,這些奈米尺寸的成像與測量,涉及到非常複雜的儀器和操作,早已不能用眼睛和光的關係去想像,而進入到電子的領域。

[3] Xia, J. et al. (2021). Whitefly hijacks a plant detoxification gene that neutralizes plant toxins. Cell, (184), 1-13. doi:10.1016/j.cell.2021.02.014

[4] Ledford, H. (2021). First known gene transfer from plant to insect identified. Nature. doi:10.1038/d41586-021-00782-w



張君玫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研究與教學領域為社會學理論、後殖民論述、女性主義理論、科技研究、生態與動物研究等。主要著作包括《後殖民的陰性情境:語文、翻譯和欲望》(臺北:群學,2012)、《後殖民的賽伯格: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臺北:群學,2016)、〈分子化翻譯〉,《臺灣理論關鍵詞》,史書美等編,頁21-34(臺北:聯經出版社,2019)。

785 次查看0 則留言

最新文章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