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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彭麗君《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兼論安那其抗爭

黃涵榆(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部分台灣學界人士(包括中研院的吳叡人)認為香港學術界對於過去幾年來,特別是從前年六月到去年的反送中抗爭行動,反應相當冷淡,甚至還處在失語或無言的狀態。假使香港學術界真的有所謂的失語的狀態,也許是因為運動本身的強度,超出既有的知識體系。彭麗君《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這本書的出現是對這樣的批評的一個回應。

到底學術界該如何回應香港從佔中、雨傘、到過去兩年的反逃犯修例抗爭?這個問題牽涉到知識份子在抗爭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等於是「理論如何介入事件」或者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辯證的問題。


特別是社會學和政治學領域的學者,在面對抗爭運動的時候,經常企圖把它結構化,透過不同運動的分析,找到抗爭的結構性因素。也許學術知識的生產可能很難避免這樣的模式。包括彭麗君、何明修老師的社會運動研究者,更關注如何呈現運動本身的真實面貌,避免只是用一套抽象化的知識體系,強加在具有相當程度複雜性的抗爭運動;他們大都會採用訪談的研究方法,也有人會嘗試人類學式的田野考察,一起參與群眾抗爭,和抗爭的群眾一起生活,藉此呈現運動多元的面貌,政治、經濟、歷史、族群與身份認同、媒體科技、藝術表現等等。


這篇短文主要不是談社會運動的研究方法論,但是我要特別提出一個想法:理論介入事件,並不是要去論斷當下發生的事件的成功或失敗,我也不認為理論或學術知識體系能夠有任何優於運動的位置。這樣的講法事實上已經具有某種安那其的特性。去年剛過世的格雷伯(David Graeber)將安那其主義定位為一種抗拒任何先鋒主義的「低理論」(Low Theory),重點在於即興演出與創造的直接行動 (Fragments 11; Revolutions 53, 60),而不依附任何哲學體系。這表示安那其行動將理論帶到事件發生的場域,逼使理論對偶發的、不確定的形勢做出回應,進而自我解構與重組,更重要的是讓運動本身的複雜性和異質的元素「顯現」,而這個顯現可能是正在進行中,也許是將來會發生的。


我所說的「顯現」或彭麗君所使用的「現身」(appearing)貫穿了《民現》整本書。本書關注的香港從佔中到雨傘抗爭運動是一個「民眾現身」的過程或事件。抗爭群眾顯現的過程擾亂了日常生活的軌跡,他們受到追求民主與正義的動力驅使而走上街頭,他們不再是生命政治治理下的抽象的人口統計數字,而是具有能動性的政治主體。這些抗爭者或佔領者高度不信任香港的代議政治與司法體系,整個運動過程不僅沒有強有力的領導中心,更不斷出現矛盾和分化,充分體現安那其去中心化或分子化的特質。然而,對作者彭麗君而言,雨傘運動不僅是空間政治,也是「共居政治」,抗爭者走出日常的舒適圈,在街上實驗或實踐與他人新的連結、交換、共感和群聚模式。


從安那其的角度來說,這樣的空間與共居政治也是藝術顯現的過程。《民現》詳細描述了這樣的過程,僅舉幾例:

佔領藝術的出現,是由很多自發性因素在未經協調下交匯而成的結果。(127)


佔領者不只是在抗議也是在努力爭取一個可以生活的空間。這些重塑共居空間的努力不論有多短暫,都既是政治性的,同時又是美學性的。(130)


我們可以把佔領區的桌椅視為藝術品。只要這些桌椅比期工藝過程更耐久,見證了佔領運動,也超越了他們本來的實際用途和意義,我們就可以當它們是藝術了. . . 這些手作物 . . . 見證了一個社群的生成,也體現了此社群。(152)


《民現》對於上徵者在香港街頭進行的空間和群聚實驗做了許多低一首近距離的田野考察。我曾在一篇評論裡寫道:


佔領行動挑戰和翻轉身體行動、空間使用的規則與價值,即興地拆解與組合各種異質的元素。《民現》針對雨傘運動的藝術實踐做了相當細緻深入的探討。連儂牆、各種路障、傘舞、紀錄片等等,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之中「現身」。這些藝術創作與實踐不具有市場經濟價,而是與抗爭行動的場域不可分離,體現了民眾追求民主的集體意志和慾望,或如作者彭麗君所說,見證了新的群體的生成,是時代的證言,也召喚人們將臨的記憶。[註1]


作者在書中也在不斷追問,可不可能有跳脫單一國家主權和民族認同,讓抗爭能夠更有彈性,不落入激進化的武力對抗。她相當關注抗爭運動是不是會走向排外性的本土主義,偏離了應有的民主對話多元性和開放性,對於抗爭的「暴力升溫」的演變過程感到憂慮。筆者在面對香港的形勢的時候其實也很焦慮和擔憂,越來越感到不確定,特別是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以及最近中國人大會議又對香港民主選舉後候選人資格做了號稱「愛國者治港」更嚴格的限制。香港人不管是一般民眾抗爭者或文化界與學術界,是不是還有任何話語權區分平和和暴力、良民和暴民,香港人是不是被迫要習慣「例外狀態常態化」。在這種情況下,抗爭要要怎麼繼續下去?

過去這一段出現許多不同見證香港抗爭的書寫與證言,彭麗君的《民現》、《報導者》的第一手的深度報導與訪談《烈火黑潮》、韓麗珠的感性傳記《黑日》、郝廣才的圖像等等。比較樂觀一點來說,只要人們還願意寫,願意訴說和傾聽,願意感受,還願意記得什麼,不同形式的抗爭就有持續下去的可能。所以,「現身」這個概念,或者在抗爭中現身的群眾,也許是具有朝向未來或者未到來的面向。


註釋

[註1] 亦見黃涵榆〈香港的時代證言:記錄集體的記憶意志,提醒世人不要遺忘——《民現》〉。《故事》。


參考資料 彭麗君。《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香港:手民出版社,2020。 Graeber, David. 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2004.

---. Revolutions in Reverse: Essays on Politics, Violence, Art, and Imagination.

Brooklyn: Minor Compositions, 2012.


黃涵榆

現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台灣人文學社理事、高中哲學教育推廣協會(Phedo)理事、臺灣智庫《思想坦克》專欄作家。研究興趣包含附魔、後人類、生命政治、精神分析、恐怖文學等。近期出版包括《跨界思考》與《附魔、疾病、不死生命》,目前正在進行暗黑生態論與黑金屬的研究與撰寫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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