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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城,存歿

楊德立(中研院文哲所博後研究學者)


「我城」一詞來自西西寫於七十年的《我城》。當年開香港本土城市文學先河,如今不單是香港文學經典,更是香港記憶與身份的一部分。「我城」一詞,不能以「分解再合成」的方式理解。「我城」中的「我」,不僅指某個主體的主觀認同,同時指向跟這個「城」不可分割的經歷,由這個城所成就的我。是以,「我城」這詞一方面是主觀、個體性的,另一面卻是公共、集體的 — 這個城既是「我」的城,也是當中每一個我的「城」。


張燦輝,《我城存殁》。

張燦輝的書名用上「我城」而非「香港」,其情溢於言表。然而,在「我城」後配上「存歿」,到底是個索問,還是個判斷?他解說:「這些文章本來沒有想過刊書出版,故不全是有系統的結構寫作,內容是有重複的,但整體是面對香港的『存』和『歿』的掙扎處境而寫的,是以書名為《我城存歿》」。這些掙扎與其說是張的個人掙扎,無寧說是許多香港人的共同掙扎。處境或許因人而異,但掙扎卻有共同基礎,那就是這個「我城」正在經歷的「存」與「歿」。而無論對一人還是對一城而言,所謂「存歿」,或許以張燦輝長年研究的海德格思想來解讀最為恰當:存在就是時間,死亡則是不再有時。換言之,「我城存歿」這一命題,表面看是對香港的生與死的反思,但當多探一步,實是對香港作為時間主體的持存與消亡的探問 — 香港還有時間嗎?


同出而異名:主體與公共


陳健民在代序裡,以哲學家對照社會學家,可堪玩味。他說:「張燦輝是哲學家,他傳道解惑不是靠提供讀者絕對的答案,而是提出重要的問題、釐清各種回答的進路、希望人們在困惑、掙扎、思考中重拾個體的自由,令拷問過程成為答案的一部分。」確實,哲學思考若是有用,不是因為能給出正確的答案,而是能教曉我們問出正確的問題。這正是人自覺成人的第一步、也是不斷重複的一步,因此陳總括「張燦輝寫作的任務是喚醒人的主體性」,而他作為社會學家,「更關心的是能否建構一個如哈[伯]瑪斯所設想的公共領域,讓我們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中對真和善進行理性和真誠的溝通」。


兩種目的看來迥異,實是同一,或說,必須相輔相承。社會是由個體組成沒錯,但一個能讓理性溝通者交際互動的公共領域,不能由一班隨波逐流、唯唯諾諾的寄生者,或是阿諛奉承、唯利是圖的弄權者所組成,蓋因前者沒有主體性,後者的主體性中只有自己而沒有他者。真正值得追求的公民社會和公共空間,必須是由具有自主意識的交互主體,在各種能容讓理性互動的集體空間裡,通過不斷的互動修正而組成的。這種空間的構成或瓦解,並不能由一個或幾個領域的代表人物的出現或消失來界定,情況就如某人不斷被拔掉額上毛髮,拔到「哪一根」我們才會稱其為禿驢?主體與公共,個別與整體,存在或消失,從來也是同出而異名。


坦白


全書由過去兩年見於不同媒體的文章、訪談、讀者回應組成。談話對象和寫作目的既然不同,內容不免顯得零散,論說也有重複處,但仍能讓人一直讀下去,乃因文章有一共通特色貫穿其中:坦白。


坦白的人不一定真誠,但真誠的人往往坦白。而真誠的必要條件,則是自由。沒有自由,真誠變得危險,坦白的代價變得更高昂。除了坦白批評時政,張先生在書中也道出不少學界「不方便的事實」,例如:


至少直到我從中大教席退下來的時候【筆者註:已近十年】,我可以大膽的說,中文大學還是一個真正有學術自由、尊重言論自由的地方;我們的老師,任何他們想的事,任何他們教的教材,都沒需要審查、沒需要禁止。


但是我知道,以很簡單的升職制度下手,就可以將大學教授或學者的言論或學術自由慢慢地收縮,也有很多方法使眾多老師不敢再多講中國大陸的事情,這就是self-censorship(自我審查)。


當然,大陸學界的舉報文化,香港暫時仍沒有。反而我剛剛讀完博士去台灣大學教書,那時蔣經國仍未取消戒嚴令,的確有學生、有人在聽我講甚麼,以作舉報。但在取消戒嚴令之後,台灣開始發展民主,已沒這種事了。以香港來說,如果有舉報文化,令教授、學者都懼怕的話,就很淒涼了。


以上一段話寫在2020年3月,現在讀來讓人更覺淒涼。「舉報文化」(若這也可稱為「文化」的話)已經到處可見,要懼怕的已不只是教授、學者,而是每一個活在這個城市裡,意圖活得率真不違心的普通人—「坦白」在這個時勢裡,變得特別珍貴,因為不知到哪一天,或要為此付出代價。


存在危機


要為坦白付上代價,因為坦白包含了「真相」(Wahrheit),而真相往往令人尷尬。為何真相會令人尷尬?(或問,真相會令「誰」尷尬?)因為強權與獨裁的成立基礎,在於壟斷「真相」,更精確一點,是壟斷「真相的詮釋權」。張先生說:「我們的存在危機就是如何把握真相!」當每個人都只需要相信強權所宣布的「真相」,思索便不再需要—思索是質疑的先決條件,而質疑是對「真相」的褻瀆。既然「真相」已昭昭在,自然不需要思索,也不需要思索真相所必需的自由。「沒有個體,就沒有自由,沒有懷疑,便沒有真相──那樣,我們的存在也沒有危機了,因為存在再沒有意義。」


要應對這種存在危機,需要很多條件,但首要的,是不能拒絕自由思考。「拒絕自由思考便是平庸之惡」。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勤勉恭順地執行上級的命令,而「勤勉恭順」是一直被受稱頌的美德,結果卻是把上百萬猶太人送上死路。


另外的條件,是憤怒。在東西文化裡,憤怒從來不是美德。憤怒是衝動行事的根源,因為憤怒讓人不加思索,不加思索的行動往往讓人做錯。那麼,憤怒不是剛好和思考矛盾嗎?不一定。「亞里士多德認為一個人若缺乏憤怒,他就會冷漠,如果過於憤怒,便會變成狂暴」。憤怒與思考並不矛盾。憤怒需要思考作引導,讓事情轉往好的方向;思考需要憤怒,以維持對不義的反感,不使我們變得漠然 — 漠然正是拒絕思考的表徵。


面對各樣存在危機,「我們」 — 包括張先生和所有有共感的人 — 還有更多需要思考之事:為何恐懼?何謂勇敢?應否復仇?人為何會因平庸而犯上極端之惡?如何在這樣的處境裡確立自身身份?希望和絕望是否相同?能否寬恕?各式各樣的問題與反省,都源於自身的存在,起伏於一呼一吸間。


時代的逼問


「世道再難,也要呼吸暢順」。記得年輕時讀過舒國治《流浪集》,恍恍然只剩這句存於心中。少年時的吞吐不順,不過因為自己胸憶狹隘,但如今呼吸困難,卻是因污雲蓋頂、燶煙滿佈。當坦然舒口氣也不易,要活在真實裡當然難上加難。張先生在書末相片裡配上一句拉丁文: In veritate vivas spemque custodias,意思是「我們要在真理裡面活著,同時要保存希望」。在今時今日,或許會有人覺得這有點陳義過高,尤其說出這句話的,是享受過香港最美好歲月、戰後出生趕上經濟快車、思想文化最自由豐盛的一代。張先生也不諱言,相比如今年青的一代,他們是幸運的、享過褔的一群:


五、六十年代香港是樂土,經濟還未起飛,大部香港人是從北方避秦流亡來到,在這「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和平地生活,父母輩皆努力工作,維持生活。我們年輕的只要努力讀書,便可以出人頭地。不需要關心政治、文化,學校沒教近代中國和香港歷史,世界歷史也知道不多,不掛心共產黨和國民黨,金門馬島炮戰是幾百里以外的事,與香港無關。港英殖民統治對我們沒有太大的打壓。韓戰、越戰是外國的事,文化大革命也是遙遠的悲劇。我們活在這安全「四不掛搭」的世界中,儘管沒有民主,但我們沒有埋怨,儘管大部分人都貧窮,但我們腳踏實地努力工作生活──因為我們有一樣作為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沒有的東西,就是自由!


沒有政治累贅,享受過過去百年華人社會中最自由的歲月,卻沒想到晚年(依其所言)如斯「悲壯」。當然,若「悲壯」也要比較,如今不知多少人活得比張先生悲苦得多。但我明白這種「悲壯」,不是來自現實裡直接所受的物理困頓,而是來自一種反差。失去了過去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利,推翻了過去未受挑戰的信念,最後不是身陷囹圄,或活得提心吊膽,就是要流落他鄉,但求得一席安枕。他戲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民主、民族、民權。現在香港的『三民主義』,是順民、移民、暴民。我有朋友說,移民,我走不了;順民,我不願做;暴民,又不夠膽量」。[註1] 那可以怎麼辦呢?在另一代序裡,蔡子強代自己和這代香港人,問得更加明細:


究竟在這個禮崩樂壞的時代,讀哲學何用?讀書何用?抗爭之後,我們真的能夠獲得民主自由?到底我們可以得到甚麼?


如果我們已經很努力了,但世界沒有變得更好,那怎樣辦?


是的,可以怎麼辦?再借用海德格的哲學思維,那不是其他人可以代你回答的問題。哲學能提供一種「形式的指引」(formale Anzeige),而不是具體的建議。每個存在的個體,都必須對應自身的歷史與處境,才能確切、真實地回答,時代給你的逼問。是以,「讀了幾十年書,我領悟到當前才是真正的考試:不是為了學位,而是想運用我的學問內功,嘗試理解真相,重新安身立命」。


出路:困頓中的自由


「Hong Kong is dead, it is now Xianggang」這句判語,彷彿在回應十年前被喻為「港產神劇」《天與地》的金句:「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要重新安身立命,首先要問自己,在哪種土壤、哪種空氣裡,才能讓自己落地生根、靈根再植。既然「香港不再是家已成事。我們這批不能接受強權專制獨裁的香港人,流亡便成我們的存在處境。」這既是張先生個人的存在處境,也是很多人共同的存在處境。然而,「流亡」對他來說又是什麼意思呢?他說:


流亡,放逐,移民是不同的概念。自由選擇從家鄉遷移到別的地方生活,不管甚麼原因,是為移民。因為種種原因被政府迫害,或因犯罪,而驅逐出境的是放逐。但由於與當權政府信念有衝突,自覺知道一己的思想言論對當權者構成威脅,成為異見者,不能容下,而自願離開所屬的生活世界,是為流亡。有家歸不得是為流亡之苦。


如此說,流亡是種自覺的選擇,選擇讓自己變得「無家可歸」(Homelessness)。「無家可歸不單是指離鄉別井不能重回家鄉的意思,也是對當前曾經是家園的地方,被強權暴政滅後,每天生活在再不是家的家。」無論是否仍腳踏在香港土地上,有這種意識的人,已經是個流亡者。而這種意識,是來自對自由的自然要求。因為要保持意識與思想的自由,自由者唯有自覺地選擇成為流亡者,自然地讓自己變得無家可歸。


這種自由的情調,卻跟張先生年輕時經歷的自由大為不同,這不是輕鬆跳脫的自由,而是一種苦澀的自由,一種讓自己變得無家可歸才能得來的自由,他總結:「『無家』的自由和『有家』的悲痛,是我們當前流亡者的存在處境」。


自由是有代價的,代價就是思想的負擔。不思想,不作自由人,就再沒矛盾,自然沒有痛若。然而,這是學會了哲思之人的可能選項嗎?大概不是,因為即使你選擇相信相反的話語,也是自由的結果。而這本書,是一個仍然自由的人,在困頓裡試圖尋覓的出路。


註釋

[註1] 三民主義為民族、民權、民生。


楊德立

柏林自由大學博士,中研院博後研究學者。曾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師、《哲學有偈傾》主持、有線新聞主播。研究康德、海德格、跨文化哲學、美學與藝術哲學、想像力、性與愛的哲學等。 臉書專頁:讀書得立 Dr Ty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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