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朝陽（台灣大學外文系名譽教授）
感謝邱貴芬撥出篇幅回應我的〈《中外》有知〉。這裡可以就我們觀點的差異再作一點說明。在記憶的部分，我們的認知其實應該沒有不同。當然，經歷過九〇年代幾場辯論的人留下的記憶內容都不一樣，因為每個人的參與條件、接觸點都不同（我自己就沒接過吳潛誠的電話），但一般說法都是他是策劃者，並不必統一細節。我也接受他是當時主編「各顯神通」的例子。我沒有進一步討論吳潛誠的「神通」是否特別重要或值得反覆追憶，主要是因為我想討論的是《中外》的跨個體性而不是個別人物的個體性。
用「搭建平台」的提法來說，邱貴芬關心的是搭建平台「的人」，把重點擺在主編平台，這時期刊作為平台應該是主編平台之下的一個（靜態的）次級元素。我關心的則是期刊平台（也可能延伸到更大的平台）如何「搭建」個別主編（以及其他角色），包括如何限制主編平台的施力。這時主編平台比較像是次級元素。當然這樣比較是兩極化的描述，但至少可以指向不同的觀察角度，而且都可以納入個體與跨個體互相纏繞的框架來理解。
邱貴芬的立場比較像是「衝組」：不管各種條件限制，厲害的人就是向前衝，堅持理想突破環境限制，創造新的局面。我的立場比較像「擋組」：要記得施蒙「擋」（Gilbert Simondon ）的提醒，多了解環境平台中存在的技術條件，接受結構性的改變再談其他。衝組的政治是一種拆台式的「抵抗」政治，擋組的政治則比較像偏向協調交換的「啟新」（invention）政治。邱貴芬其實也會承認離開九〇年代的環境（時代氛圍、豐沛的社會能量、設置評論人的學術會議），吳潛誠搭建的平台會非常不同，甚至受制於「難解」的體制結構問題，但是她似乎還是認為期刊的跨個體層次影響不大，只要睿智的領導人抓對新的潮流（如世界文學），使用期刊的靜態平台來推動新的內容，就能持續向前挺進。這是非常難得的正面態度，但也有方向錯誤的危險。如果吳潛誠出現在一個不同的時間點，例如在一個學術會議排斥辯論的環境裡，他未必會盯著學術會議尋找打電話的對象。同樣的，當既有的期刊平台改變，承載跨個體價值的能量式微，我們也不能只想到尋找新的內容或內容辨識力強的領導人，因為內容（從個別作家、個別語種、個別類型到個別知識領域的內容）總是必須擺在更大的技術組合中才能產生作用。
在當前學界的各種分類中，世界文學也算「衝組」，同樣的也常落入可能簡化多層次複雜性的質疑。中國學界特別喜歡這種有利於「東升西降」的拆台思維，應該不是偶然。不過相關的發展是否能毒中取藥，則是另一個複雜的題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