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貴芬（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講座教授）
《中外文學》的主編李鴻瓊邀請我撰述短文，共襄盛舉，參與他在今年（2022年）推出的「《中外文學》五十周年紀念短文徵稿」。我從1990年代步入學術場域三十多年來與《中外文學》有或多或少的互動，或投稿，或應邀擔任編輯委員或規劃特輯，現任主編李鴻瓊邀稿，應該是認為我的回顧具有「見證」的意義吧。我在《中外》的活動，與廖朝陽重疊甚多，當時我們和許多同輩的外文系學者以《中外文學》作為平台，熱烈參與解嚴後臺灣社會展開的臺灣歷史記憶和身分認同的論戰。但是，閱讀他刊登於2022年6月份的《中外文學》五十周年特輯的短文〈《中外》有知〉，卻見證了「見證」的不可靠。如果說多人的記憶構成集體記憶，我和廖朝陽對於《中外文學》1990年代的記憶，相差甚多，所謂的集體記憶的「集體」其實是個問題，「記憶」當然也是個問題。「《中外文學》五十周年紀念短文」或可構成一個實際演練許多記憶理論的場域。這應是此紀念計畫的一大貢獻。
廖朝陽在短文裡提到：在他擔任主編的1980年代末，整個人文學趨亂（entropy）的態勢已經開始顯現，追求跨個體知覺的途徑限縮，《中外》的主編只能各自努力，「但其實並無法開創、引領潮流，只能借用大環境已經存在的人力、議題、研究動能，透過專號、座談、辯論等等操作結合來自外部的力量，在期刊的中性平台加入跨個體向度，聊表對歷史知覺的眷念」。這與我記憶中的1990年代的《中外》多麼不同！我記憶中、曾經親身參與的1990年代的《中外》正是個開創新局、引領臺灣學界思流，追求跨個體知覺、並且跨出學院牆圍，積極介入當時臺灣社會正在如火如荼展開的重要公共議題的一股豐沛的能量。1992年我初出茅廬，在比較文學會議發表〈「看見臺灣」：建構臺灣後殖民論述〉之後，立即接到我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系學長吳潛誠的電話，當時他已回到臺灣在臺大外文系任教，他問我是否願意在《中外》寫一篇短文，回應會議中擔任我論文評論者的廖朝陽。之後在他主導規劃之下，《中外》成為幾場以外文系理論學者為主角的論辯的場域。如果我認知無誤，這應該是《中外》自1972年成立以來，與臺灣社會有最多交流、介入臺灣重大社會議題最深、最見發揮學院「人文的力量」的時期！這段歷史，幸好王智明在他最近出版的《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的第六章有詳細的討論（聯經，2021），「有人記得」。
即便記憶分岐，「見證」不盡可靠，但是自古以來見證持續展現「介入」的力量，如理論所言，見證是個倫理的行為，涉事的姿態。我就補充說明這段歷史的一、二，歷史的補遺作為一種文獻，或許在某些時候可發揮一些效應：通常這段歷史的回溯，著眼於台上主角的展演和辯論交鋒，但卻少有人注意到搭建平台的人的重要性。沒有此人，就沒有戲台、沒有主角、沒有演出、沒戲可唱、沒有故事，沒得見證，也無法傳頌。當時搭建這個平台的人是吳潛誠。沒有他的邀約和規劃，這幾場辯論不會發生，《中外》可能依然是個臺大重要的學術期刊，但是卻與整個臺灣社會沒有太多交集的學院出版品。可惜由於吳潛誠並非臺大校友且過世得早，在《中外文學》五十周年紀念的相關文章裡，似乎沒人提及。因有吳潛誠為主要推手而產生的這個《中外》的「臺灣」「後殖民」時期，其貢獻不僅讓外文系引進的理論在臺灣有了生根和與臺灣社會密切相關的演練，我認為最大的實質效應應該是提供了當時尚未在學院立足，正努力取得學術地位的臺灣文學研究一個有效的理論和辯證方法，成為後續數十年來臺灣文學學術發展的基礎。Margaret Hillenbrand在她2006年發表學術期刊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的論文“The National Allegory Revisited: Writing Private and Public in Contemporary Taiwan” 中認為1990年代的臺灣文學堪稱「後殖民主體的追尋」，而（外文系學者引進的）後現代主義的論述介入此臺灣後殖民主體的形塑，讓多元主體得以在那樣的時代氛圍中發展。《中外》在這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貢獻，值得記上一筆。吳潛誠作為這段1990年代《中外》後殖民時期的推手，功不可沒。我認為這也是主編和所有領導人何以如此重要。他們才是真正的mastermind，創新再生真正的推手。
《中外文學》如何持續引領風潮，在臺灣學術界扮演領頭羊的角色？顯然這是許多《中外》主編念茲在茲的課題。無論是廖朝陽的回顧，或是刊登在同一輯的前任主編朱偉誠〈《中外文學》半百敘往〉、現任主編李鴻瓊〈《中外》的力量與挑戰〉，都提到步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外文學》的危機，而三位主編似都認為現行期刊評鑑制度是主要的原因。這個看法可以朱偉誠這段話為代表：「這整套審查制度說能讓論文成品更趨完善，其明顯代價無非就是曠日廢時，以致期刊想要參與乃至帶領即時話題性已不復可能。這也就是步入新世紀以來，《中外文學》之所以從以往最風起雲湧時期對於新思潮的即時參與引領位置退卻下來的最主要原因。」
我從另一個角度，來談《中外》風光不再的問題。早在1990年代末期，《中外》當時與臺灣社會積極互動產生的能量即已暴露了臺灣學術體制結構一個難解的問題。《中外》之所以能引領風潮，乃是因許多外文界學者引介國外學術思潮來介入臺灣社會問題的探討，但是當時即有批評聲音浮現，認為外文系的學者應該研究外國文學與文化，以臺灣文學和文化為研究主題，並非正道。這意味外文系學者的升等和評鑑，如果出版論文的主題為臺灣文學和文化，可能遭到審查者質疑，而橫生枝節。以外文系的體制結構而言，這樣的質疑和要求並非毫無道理。這也是我何以在2004年決定離開外文系到臺灣文學系所的原因。外文系學者的臺灣研究在體制內窒礙難行，我認為這個體制的問題讓外文系的研究無法順理成章與臺灣重要議題的緊密結合，進行資源整合。這也預示了《中外》無法持續它先前作為一個積極對話平台的模式。
另一方面，理論在西方學界的式微，可能也是原因。二十世紀理論在西方學界盛行，與兩次大戰歐洲知識分子移民到美國，成為美國比較文學系主力教師人才有關。張隆溪在多篇文章和訪談裡（張隆溪2009, 2010, 2019；張隆溪、劉泰然2020）都提到，理論在西方學界的發展，逐漸以文化研究取代了文學研究，隨後又被其他領域吸收之後，卻造成了文學系所的危機：「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都講那套理論，而研究文學的學者卻不談文學時，比較文學的獨特領域又在哪裡？」（張隆溪2010: 26）。他認為這是世界文學興起，成為比較文學發展新方向的主要原因（張隆溪2010:26）。我沒有認真追蹤理論在西方比較文學界和英文界的退潮情形，但是世界文學成為比較文學界的風潮，和全球化趨勢密切相關。張隆溪認為，「近十多年來，在文學研究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新潮流，莫過於世界文學研究的興起」（張隆溪2019: 212），此潮流的一大貢獻便是讓文學研究重新回到「文學」，回應了文學研究文化研究化之後產生的危機（2010: 26）。另外，在各種後學理論對於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之下，世界文學不再可能只限於幾種西方主流文學經典，而須把非西方文學納入眼界，既呼應全球化趨勢，也解決了比較文學講求原典閱讀所需的語言要求。他在我和張英進教授合編的The Making of Chinese-Sinophone Literatures as World Literature（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2）的章節裡就提出一個實際的問題：有多少研究者精通超過十種語言？如果世界文學研究強調閱讀原典，讀者和研究者究竟需要精通多少語言？顯然世界文學的溝通平台需要一個共同的語言，目前就是英文。以其他語言取代（如黃錦樹所提的「南方華文文學共和國」），換湯不換藥。而強調原文閱讀、原典的不可譯性，則回到比較文學。
我在2019年發的一篇論文裡提到，步入二十一世紀，把臺灣文學放在一個較大的框架裡研究，是一個趨勢。雖然世界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都是跨國的框架，但限縮於華文∕華語語系，另一個場域則是世界文學（邱貴芬2019）。顯然這個在二十一世紀後引領西方文學界風潮的世界文學理論和相關議題，在臺灣和華文文學研究界仍屬然陌生。我在2018年和張英進共同規劃國際期刊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特輯 “Chinese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時整理超過五十篇來稿時看到了這樣的問題。多數華文文學研究者把世界文學、華語語系文學、華文文學，等同視之，並未意識到三者的定義、範圍、研究方法和關注議題的差異。比較令我訝異的是，當我以關鍵詞「世界文學」搜尋2000年後在《中外》發表的論文，只出現了一篇文章：王智明2005年發表的〈「美」「華之間」：《千山外水長流》裏的文化跨越與間際想像〉，但是那篇論文與世界文學研究的交集其實不多，應該較屬於美國華文文學、亞美文學、或是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世界華文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世界」不同，其中的差異我在2019年的論文裡有些討論（邱貴芬2019），而跨國文學也不等於世界文學，我也在2018年的論文裡試圖釐清，此處不贅（Chiu 2018）。雖然這幾年來臺灣學界也陸續出現了一些以「世界」為主題的出版，但其實與世界文學研究的關聯大多不強。臺灣學界（無論臺文、中文、外文）還沒深入探討「世界文學」這個領域。這與中國學者積極與世界文學研究對話的情形相當不同（Wang 2010；Wang 2016；Liu 2015；McDougall 2014）。我在即將出版的專書《臺灣文學的世界之路》裡對這些現象以及目前幾個回應方法（包括黃錦樹的「南方華文文學共和國」），有較深入的討論，此處無法細說。
這個問題與《中外》較相關的是：既然世界文學在二十一世紀後成為西方學界（特別是比較文學系）一個重要研究與教學領域，被視為主導比較文學的方向，出版品和相關期刊（如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於2016年設立）、書系（如英國Bloombury的Literatures as World Literature）紛紛出籠，何以一向作為臺灣與西方學界橋梁、擔負引介國外思潮重任的《中外》在這20年間既沒有相關的特輯，也沒有真正與之對話的論文？我認為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以我淺見，對於像《中外》這樣的學術期刊而言，所謂的引領風潮或與臺灣社會問題的連結，並非只限於參與檯面上熱門的政治、文化話題，而更在開風氣之先，試圖引領學界回應臺灣文化長期無解的關卡，探索無解之道。本文前面所提到的外文界無法理所當然從事臺灣文學相關的研究與教學便是一例。世界文學研究在西方學界的熱潮和累積的資源、開發的議題，似提供了解決此體制問題的一個可行之道。對於文學科系的學科訓練而言，世界文學不僅讓文學回到文學研究，讓我們的學科回來思考臺文系、外文系的核心訓練應該是甚麼，以便我們文學系所的學生畢業之後，面對社會系、政治系、傳播系、電影系的畢業生，可有甚麼樣的專業知識來展現優勢和競爭力？另一方面，世界文學回應了臺灣文學界一個長期無法解決的問題：如何讓臺灣文學走出臺灣？這不僅是一個意識形態上的所謂對於世界的想望的問題，或是臺灣主體性在國際場域上展現、透過軟實力來爭取象徵資本的問題，也是一個對應到目前臺灣文學市場萎縮的實際產業的問題。臺灣讀者市場太小，如能像戰後冷戰時期打開國外市場，臺灣文學產業才能再生。臺灣文學作品該如何翻譯才能引起國外讀者共鳴？需要甚麼樣的引介和評論文章？與其他亞洲國家相比，「作為世界文學的臺灣文學」（Taiwan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的表現、困難、瓶頸為何？這些都非臺灣文學界的學者可以獨立探討，而須與外文界學者攜手合作。與1990年代《中外》的後殖民時代不同的是，世界文學乃外文系（包括英文和其他各種外文）合理的、被認可的一個研究教學領域，毫無疑問可以納入外文學者的升等、評鑑，而且在西方比較文學界和英文界也歷史悠久，有一個廣大的學術脈絡和學術群，可以與之對話。
《中外》的不少主編都認為目前期刊嚴格的審查制度是《中外》難以持續引領風潮的原因。我不太同意這樣的看法。這涉及我們如何認知「引領風潮」。審查機制當然有審查機制的問題。但是有審查制，與國外期刊制度接軌，才能建立臺灣學術期刊的學術性，這總比以往沒有理性機制規範的期刊運作好。沒有甚麼制度是完美的，兩害只能取其輕。我同時也認為，學術研究並非一時。世界文學的研究論文，即便經過審查出版之後，風潮已過，依然對應到臺灣文化產品輸出的重要問題，這個問題是長期的、系統性的，而且可能因環境變化（例如科技媒介的轉變）而持續轉化。由於《中外》以中文出版，是臺文界和中文界吸收西方學界發展最新資訊的一個重要的（幾乎難以取代的）橋梁。我依然深信《中外》有能力持續發揮這個功能，引領風潮。《中外》是臺灣學界一級期刊，許多學者希望刊登其論文的場域。有這樣的聲譽歷史和難得的資源，難為並非不可為。烏俄戰爭清楚顯示領導的重要。俄國的領導人如非普丁、烏克蘭的總統如非澤倫斯基，今日烏俄戰爭應該不會產生，即便發生也不會發展成目前這樣的局面和全球影響力。中國的國家主席如非習近平，今日的中國不會是這樣的中國。《中外》能為之處雖比不上一國總統或總理，但是仍可發揮臺灣學術界領頭羊的角色，創造學術時勢。至少我仍這樣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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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14更新：廖朝陽，〈回應邱貴芬〉